圣玛丽医院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计划耗资10亿英镑进行重建，工程原定在2027年开始。如今，这家服务于伦敦西北部地区的大型急诊和专科医院依然会进行升级，但重建方案或许跟之前大相径庭。参加重建规划委员会的该院外科医生詹姆斯·金罗斯说：“新冠肺炎颠覆了很多东西。”

圣玛丽医院是一个样本，世界各地都在重新考虑医疗机构的形式，而这将深远地改变医院在未来的面貌。

医院转型即将到来

美国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的建筑师、循证医院设计的先驱乔治·曼将即将到来的医院转型同过去商用机场的转型相比较。最初的机场构造类似于火车站，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交通模式已经永远改变。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种模式转型中。”

鉴于很多医疗系统长期的资金短缺，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想想这场大流行已经迫使我们进行了哪些改革吧。中国人用10天建了一座医院，而在许多国家，医疗咨询转移到了网上。同时，许多医院——甚至是，也许应该说尤其是富裕的北半球的医院——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下不堪重负。

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家医院外，一张新冠肺炎患者坐在自己汽车里从氧气罐中吸氧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非新冠肺炎患者眼看着关乎自己生死的治疗被无限期推迟。医院自身则为大量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埋下了种子。

瓦斯科尼建筑设计公司的医院建筑师托马斯·申科说，医院暴发聚集性感染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几乎已经失去了医院会传播疾病的概念，传染病不再是这些国家中的最大杀手。申科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保护医护人员免受患者感染、保护患者免受其他患者感染的那种本能反应。其结果是，我们的卫生系统完全不适应应对这种疾病。”

“一夜之间，数字医疗优先”

新冠疫情加快了一些趋势的发展，例如加快了“没有围墙的医院”的建设。人们设想这种医院是一个由数字连接的社区，而不是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数字医疗的两大支柱是电子病历和远程医疗，前者允许患者信息在卫生系统中共享，后者使患者和医生能进行远距离交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已经在发展这两个领域，但发展速度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例如，在英国，大部分社区的全科医生诊所现在都会使用电子病历，而医院在这方面却比较落后（英国的全科医生在社区而不是在医院工作——本报注）。帝国理工学院全球健康创新研究所的赛拉·加富尔说，采用数字医疗的确存在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方面的不平衡，以及对网络安全的关切。

尽管如此，加富尔表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这些障碍似乎变得可以克服，而且在疫情期间，我们享受到了在家中接受医疗的好处。她说：“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从面对面问诊转变为绝大部分人都开始支持所谓的‘数字优先’了——通过电话、短信、视频电话或网络接受医疗。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提供医疗护理的方式。”

她认为这些变化将保留下来。对伦敦近1万名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总体而言，患者希望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数字医疗。尽管数字医疗肯定不适合所有人，但未来人们在如何获得医疗方面将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混合和搭配使用各种渠道。

申科说，通过转向数字化，医学将变得更加以预防为重，更个性化、更精准。例如，哮喘和糖尿病患者已经习惯通过专门的应用软件来监测他们的呼气流速峰值和血糖。中国和美国显然采纳了一种“养生为本”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保持健康，而非治疗疾病，这两个国家在数字化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投资。

例如，在中国，传染性疾病的护理管道从机场的常规体温检测开始。费城儿童医院——美国技术最先进的医院之一——则通过它的门户网站提供服务，并于2019年在学校启动了远程医疗的试点项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目标都是把监控和早期干预放在首位。

医院嵌入生活

这就是没有围墙的医院——无处不在、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医院。由于有些医疗总是需要病人和医务人员会面，有关理念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金罗斯说，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圣玛丽医院的计划委员会就在考虑将医院的资源从住院部向门诊部门转移。现在，他们的想法更大胆了。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取消某些门诊服务，在医院外提供所有这些护理。也许我们能够以一种激进的新方式来充分使用数字技术。”

金罗斯设想让初级护理医生或全科医生在决策支持技术的帮助下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二级护理医生或专科医生花更多时间在社区提供服务，还要扩大社会护理。他说，作为实体的医院将成为专科中心，每个专科都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一个或几个中心，而不是存在于许多综合性医院中。

这样的卫生系统或许能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并减少其影响，但它不大可能预防疫情。既然未来不可避免地还会出现大流行病，而我们不知道它们何时或何地会出现，医疗系统应该如何做准备？金罗斯说：“我们不可能在医院保留大量空床位，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百年一遇的病例激增情况，这让我们承担不起。”

医院会为各类大规模伤亡事件做好应对方案。但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系统负责人约翰·马齐奥塔所言，如果这些突发事件中患者数量先是大幅涌入然后逐渐减少，制定方案就会容易些。他说：“此次（疫情）是另一种模式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它以缓慢的速度向相反方向发展——不断恶化直至出现峰值，要为它制定应对方案十分困难。”

中国人的壮举

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纳德·里根医院，所有病房都可以改成重症监护室，而且所有病房都可以改为负压病房，从而防止空气中的病菌逃出病房。类似地，2003年的亚洲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后，新加坡和香港对它们的医院进行了调整，为其配备了设备并制定了规程，以便在发生疫情时它们能够很快接受改装。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疾病可能会在远离医院的地方暴发，因此另一种解决办法是迅速建立一个专门用于发现和治疗流行病患者的设施，就像中国在SARS疫情期间做的那样，仅用7天就建成了北京的小汤山医院。2020年，中国人数次重复了这种壮举，比如在10天内建造了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其他国家也迅速增设医院以应对新冠疫情。美国去年春天在各地开设了方舱医院，英国也建造了“南丁格尔”应急医院。但这些设施很多都没有被充分利用，甚至完全没派上用场，有时是因为人员不足。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师黄锡璆是小汤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的设计者。他说，仅有设施是不够的，“应该遵循一套系统化的措施”。

这套措施包括：要把这些临时医院看做更大型的城市或地区灾难预防计划的一部分，要筹备好当地的医疗和防护设施，要保有一份可以征召的、合格的医护人员名单，要设立一个应急指挥中心来监管方案的执行。在中国，政府承担了新冠疫情应对的绝大部分开支也起了帮助作用。

阁式建筑的回归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医院建筑历史学家安玛丽·亚当斯说，英国的临时抗疫医院以护理先驱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名字命名并非偶然。从建筑学上讲，它们标志着19世纪盛行的“阁式医院方案”的回归。在那个时代，传染病仍然是全球最大杀手，病房的通风被认为是关键考量，阁式医院的每张病床都配有窗子，通风良好。随着抗生素的发展，阁式医院被“办公楼式医院”模式所取代，后者以提高效率的名义把专科医生们聚集在一起，依靠抗生素和卫生措施来防范感染。

事实证明，这种模式面对一种新的传染病时适应性是最差的，而这在意料之中。“我们已经对抗生素上瘾了。”乔治·曼说。

如果说未来的医院是一个专科医生集散中枢，与社区通过数字网络紧密连接，捷克共和国的医院建筑学家卢卡·阿尔德里吉设想了一种阁式-单模块式混合模式。“我认为，未来的医院将会集合这两种布局的长处。”

还有其他方式做到这一点，但他所想到的是让阁式建筑被花园或广场所环绕，各阁楼之间在地下有通道相连。当出现患者激增时，阁式建筑周边可以加盖模块式建筑，向外围空间拓展。

亚当斯说，医院并不只是反映药物的发展，也受到更广泛的文化的影响。医院曾经看起来像监狱或看押所，但如今更像酒店、购物中心或机场。尽管如此，她认为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可适应性将成为医院改造的关键词，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认识到：它面对传染病仍然不堪一击。

正如她最近所说的：“我怀疑未来医院建筑的焦点是：随时准备应对意外情况。”